usdt支付接口(www.caibao.it):为什么说汉语是富有诗意的语言

admin/2021-02-01/ 分类:池州热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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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目:为什么说汉语是富有诗意的语言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诗的传统源远流长,遗产丰盛。无论创作、浏览,照样指斥、接受,诗歌一直都是中国文学长河的主流正脉。

不学诗,无以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方式,诗性智慧渗透在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是传统文化的鲜明象征。可以绝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性民族。诗性语言,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相互呼应,组成中国诗歌体用不二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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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诗歌尤其云云。中国诗歌的许多观点,在西方缺少响应的语词,如意境、滋味、兴趣、风神、气象,其泉源即在于语言。以是朱自清在《诗的语言》中指出:“本质而言,诗歌不过是语言,一种纯语言。”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而汉语是一种最富有诗意的语言,由于最适合情兴和意境的生发,若干汉字组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朦胧、象征、示意、蕴藉等艺术魅力。

汉语缺少词形转变,但有四声的区别,词和词的毗邻往往不是形连而是意连,其间关系异常天真。许多时刻,逻辑毗邻词需要读者来填充,因而造成中国诗歌富于灵动的效果,富于包蕴性、遐想性、多义性,给读者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间。

好比罗隐的《登夏州城楼》:“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灵魂晋英雄”,两行诗、两组意象,麋集排列,缺少相关文化靠山知识的西方读者往往不知所云。可是,若给要害的“唐”“晋”二字,增补一些靠山知识和遐想,意象和情思就会随着两句之间的互文关系,行云流水般渗透出来。

读者在2021广州新年诗会现场观光。许建梅摄/灼烁图片

这里要引入一个诗家语的观点,即由于字数、格律和声韵等限制,诗家所特有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差别于散文等其他文体,往往更趋精练蕴藉,语句叙述则千变万化,经常有跳动性。

好比运用互文,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出塞》),白居易“主人下马客在船”(《琵琶行》);

运用收缩,把两句的意思压缩到一个诗句里,其间的关系留给读者体会,像王维“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观猎》),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

另有活用,王安石“东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孟浩然“风鸣两岸叶”(《宿桐庐江》),王维“郡邑浮前浦”(《汉江临眺》),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散文也经常使用词类活用这一修辞手段,但远不如诗词用得普遍。

更普遍的是运用省略,好比,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两句之间省略示意假设关系的连词;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钗分一股合一扇”(《长恨歌》),“下”“合”后承上省略动词“穷”“分”;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香雾”“清辉”后省略谓语。

另有上下句之间语意须相互补足的,称“交互省”或“会意省”,如孟浩然“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山中问答》),从答话可推知问话内容;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现实是说,昔闻洞庭湖上有岳阳楼,今登岳阳楼观洞庭湖。

另有错位和倒装,好比杜甫“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啄馀鹦鹉粒”应为“鹦鹉啄馀粒”的倒置;李商隐《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把本应在句前的“不缘”“应是”插入句中。而王维“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香积寺》),正常顺序应为:危石边泉声咽,青松上日色冷。经倒装,泉声、日色更为突出,显得有声有色。

又如王维“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一联,现实语序应是“浣女归竹喧,渔舟下莲动”,因浣衣女子归来,才会在竹林外传来谈笑之声,因渔舟顺流而下才会使河面上的莲花摇曳纷披。但仔细琢磨,王维诗句本意又不仅云云,其意蕴比现实生活中的因果关系要庞大得多。可以明白王维是先闻其声再分辨声音的来源和缘故原由,先见其形再体悟莲动的原由。因此,其中既有平仄的放置,也有内容的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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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文化的一端

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现代白话新诗,中国的诗歌语言伴随着时代生长不停嬗变演化、生长创新,形成千姿百态的差别脉络和派别。其间,语言之体与文化之用,内外交相影响,互为两翼。

就诗歌的文化之用而言,作为文学之一体,诗歌自己就是文化之一端,不但要受到哲学、绘画、音乐、习惯等相邻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是时代文化的一种反映和体现。诗学与书论、画论、乐论等不仅有许多相通的地方,而且经常需要相互参照才气有新的开拓。

诗歌的生长,既受到文化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如镜子一样,反映着差别时代文化的辉煌。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诗歌。中国诗歌的生长,既源自内在语言形式的演化,也受制于差别时代政治生活、经济基础等硬靠山的转变,而以文化心理为代表的软实力,正是其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桥梁。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其间的反映、影响关系,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四周的土壤是水的个性,但被浸湿的水平则需要视土壤情形而定;又如发光体与反射体,在合适的时刻,还会相互映衬。文

化影响诗歌、诗歌反映文化的水平,有的较快,有的较慢;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隐晦,有的显露,有的蕴藉;有的变形,有的变质;有时是单一的,有时是多元的;有的是支配,有的是渗透;有的断章取义,痕迹俱在,有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的文化内容可以直接入诗,有的则需要通过作家的中介、过滤。有的是影响,有的则只是暗合;有的是交织,有的只是平行;有的具有事实联系,有的只具有精神心智上的共通。因此其间未易轻断因果,只宜摆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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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

这里不妨以苏轼诗歌与北宋文化的关系为例。北宋文化吸纳此前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种种文化形式、种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主。苏轼诗歌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靠山下孕育发展起来的。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2700余首包赡厚实、转变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发生直接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也反过来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这两种精神。

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影响下,苏轼诗歌反映出尚理的自动趋向,适时而深刻。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或全诗纯乎议论;或前面抒情叙事,咏物写景,篇末发表议论;或议论与抒情叙事、咏物写景交替穿插;或几种写作手法水乳交融,不分相互。方式的多种多样和转变万状使苏诗中的议论视野坦荡,容量远大,雄深博辩,气象万千。其议论的题材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字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近到花卉木石,远到外洋仙国,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其绝人处,在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赵翼《瓯北诗话》)苏诗以后,议论成为有宋代诗歌新的审美风俗。

在北宋文化淡雅精神的感召下,苏轼诗歌奏出崇雅趋淡的乐章,典型而突出。苏诗将淡雅的追求脱离了纯功利性目的,提高到审美条理,妥善处理了雅与俗、绚烂与清淡、人工美与自然美之间的关系,体现出质朴却圆熟的辩证法精神。其诗歌语言,或避俗趋雅,或以俗为雅、化俗为雅。好比,《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助尔歌饭瓮”,“饭瓮”乃山东民间俗语和歌谣语。《发广州》“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苏轼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俗谓睡为黑甜”。这些各地的俗词俚语,被创造性地融入苏轼诗中,显出一种雅人深致。苏诗还善于用典故来题咏俚俗之物,化俗为雅。如《豆粥》“沙瓶煮豆软如酥”难免俚俗,但运以刘秀、石祟二人与豆粥相关的典故,诗的典雅气息油然而至。

以语言为体、文化为用的中国诗歌,只管已有三千年的生长历史,但至今尚未止步,其生命仍在不停转变生长,继续“昭烛三才,辉丽万有”(锺嵘《诗品序》)。

回首中国诗歌的历史,每一种文体都有萌生、发育、成熟、朽迈的历史。中国诗歌史,就是种种诗歌文体和样式起承转合的生命史。从《诗经》之诗,到歌诗之诗,到《诗品》之诗,到诗余之词;由狭义的以齐言为主要句式的韵文,衍为广义的诗词曲等多种样式,涵盖乐府、五七言(另有四言、六言、九言和杂言)、古体和近体(包罗律诗和绝句),以及新诗等,历经以赋为诗,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复古为刷新,变文言为白话等种种翻新,诗体不停有新风俗,诗篇不停有新物什,诗人不停有新思想,诗论不停有新境界。

只要有人类的存在,诗歌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笃信,在中国这个诗国里,诗歌一定会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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